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聆听职教大师王军伟的报告。真是大开眼界，对“做中教、做中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王专家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推动“做中学、做中教”的课程模式。

首先关于“做中学、做中教”课程模式的合理性。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角度是职业差异应该对应不同的类型，如同两个三角图，左边是人才结构也可以说是劳动力的分工图，这个图是金字塔形。并不是说劳动分工有什么高贵低贱之分，主要是现状，三角形的顶端是研究型或者是高端、顶端管理型人才。它的工作性质显然研究型人才比如说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是找规律的，找到了相对论。比如我们国家级、省级的领导人，给我们设计一个“十二五”教育发展纲要，设计一个国家发展宏图。那么谁把科学家的规律变成图纸呢？可能是工程师。我们把“十二五”建设规划纲要变成我们一个院校的实施措施这就是各位校长要干的事儿。再往下就是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所谓的技术人员就是把图纸变成工艺步骤或者具体实施措施。过去技术员就是这样的岗位。把校长的步骤变为某个系，某个学科的实施方案，这是一层人员。再往下，把工艺步骤、实施步骤变成产品的，我们称之为技术人员。再往下是一大批普通劳动者。这个宝塔形越往下人越多，越往上人越少。应该说结构图中的各个位置也是需要教育分类的。这在过去我们认识不足，认为一类教育全解决问题了。右边的三角图形是我国目前存在的教育结构，不一定完全合理，也可能发生变化。我们把现在存在的情况画成了三角形，也是顶端的人数最少，最底端义务教育，再往上高职高专，再往上应用型本科、研究型本科，再往上博士、研究生。我国历史长河来看，职业教育的时间很短，80年代才发展起来。在我国发展史当中时间很长的是一类教育，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这类教育过去对它有批判，说它是精英教育。总体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很显然从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一路设置了很多竞争的关口，不断地培养往上走。左边的宝塔形是顶端服务的。从小学、初中就开始竞赛，为了高考。高考以后就是为了选拔出适合上边两层人员的培养人才。在这样竞争过程中一大批人被淘汰了，那时候没有职业教育，这类教育对他们的教育成果不像现在这样讨论。因为左边的工作岗位和它教育的内容脱离太远。

再仔细研究会发现，上边两层人和下边两三层人从工作和职业角度是有差别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每天都在碰撞不同的问题。但若把这些问题分分类，发现可能是两类，一类是“是什么？为什么？”，另一类是“做什么？怎么做？”。对这两类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数学的勾股定理，老师讲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谁也不会测、去量，老师是逻辑的讲授。学生在接受过程中谁也不会去量、去测，是跟着老师的节奏“因为……，所以……”，是逻辑接受，最后我们认可了，推出了勾股定理。我们发现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北方人擀饺子皮，南方人擀馄钝皮，我想任何一个家长不会跟孩子将什么角度、什么力度。很简单，第一步是要演示，让孩子看，对于学生来说是观察，家长是演示。第二步很简单，家长或老师手把手把角度、力度传授给孩子。我们认为老师就是传授，孩子学过来就是一种模仿。第三步老师或者家长肯定是站着孩子身边，指导孩子独立操作，让孩子巩固一下。巩固好了，学生不断地练习。然后如何提高。所谓提高就是举一反三。这类问题显然讲授方法或者学习方法和前一类是不一样的。

对照三角形，再分析，研究型、管理型、工程型、经济型、中层管理型，他工作过程中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呢？显然解决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爱因斯坦成天琢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国家领导人，各级领导人，包括校长在工作岗位上绝对很少做什么，你肯定是在不断地解决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技术型、技能型的人才他们在工作中、职业中可能主要解决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当然，说“主要”非常重要，并不是没有其他问题可关注。并不是说顶层两层人物就没有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也会有的。技术型、技能型的人才就没有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吗？不是的，这里强调的是“主要”。说的清楚一点，这两类人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职业要求是不一样的。技能型、技术型和学术型、功能型、管理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所对应的教育必然带来了区别。必然带来了学校和课程模式的区别。自然就要求教育结构有了分类的趋向，这就是“做中学、做中教”课程模式的合理性的逻辑起点。

去年袁部长在一次报告中提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这当中的基点是什么？职业分类和教育自然产生了分类趋向，右三角形只是现在时，未必是将来时。通过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这个三角形会不会发生变化，怎么变？可能也是摆在今天所有职业教育人面前的一道课题。同时，鲁昕部长在多次强调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实际上讲的是右三角形在今天发生的变化。

其次，智力结构的差异对应不同类型教育。中国的教育学、心理学有一个长时间的欠缺，对人的智力结构研究不够。由于研究不够实际上会产生很多后果，盲目的上，大家去追一类学校。比如现在从社会、从家长，大家都觉得职业教育是二类教育，不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教育。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研究型大学，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教育。但是他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孩子适应不适应研究型、学术型这一类学校的教育。上世纪在发达国家心理学和教育学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观点，上世纪在发达国家的教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人才的智力结构是有差异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的特点是学科性比较强，教育模式、教育过程是一种逻辑的讲授，逻辑的思维。就刚才列举勾股定理这个数学最简单的，数理化最简单的学科教育的例子，但是美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通过大量心理试验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适应或者对学科教育都有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一种书生是天生的才具，能对于书本上的学问有趣味，其余大多数人，只知道对五官接触的能够实做的事体才有趣味，书本上的趣味是没有的。他指的书本上的趣味就是传统的，逻辑讲授、逻辑思维。通过他大量的心理试验发现，十个孩子中顶多三四个甚至一两个孩子，随着学科难度越大这种差异越明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上在初二有一次大分流，所谓的分流表现在厌学或者辍学，不是因为家庭条件而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上学，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又出现一次分流，随着学习的东西越难分流越明显，原因何在？就是杜威先生的这句话。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认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他认为有两大类，一类是形象思维、一类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强的人适合传统的学科教育，形象思维强的孩子可能很多学科都很好。总体说多数人是分两类的，有的人形象思维好，有的人逻辑思维，所以不同智能倾向，对于知识掌握有不同的倾向性。通过不同的教育和自身的学习可成为研究型、学习型或者技能型两类不同的人才。人的智力结构可能决定了有的人适合学科教育，有的人不适合。只要联系一下这几年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高职职业教育入学学生的变化。截止2011年，职业高职高专这几的入学分数明显在下降，而十年前中职的入学分数和普通高中的差距不大，这是现实。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是不是人的智力结构的差异呢？中职中专，一开始老师们觉得学生们学习习惯不好，和家长沟通，有的家长也很急躁，结果发现解决不了。如果是先天智力结构决定了有的人适合逻辑思维的学科教育，有的孩子不适合逻辑思维的学科教育。那换句话说从人的发展来看，我们说以人为本，从人的发展，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个适合他的教育，若想纠正他的毛病，这些可能毛病的产生原因不是他后天的，是他先天的，那怎么办？

据部分课题研究表明，职业学校学生的智力类型，他们较多是具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对涉及经验、策略方面的过程性知识具有较强的掌握能力，他们排斥概念、原理方面的陈述性知识。通俗地讲，就是他们更多对专业实践感兴趣，而对纯理论的课程内容兴趣不高。这些课题研究的结论，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在呼吁新类型的教学模式。而高职高专现在可能还在沿用传统的本科教育模式，多数的学生是不能适应的，他们接受不了。换句话说智力结构的差异也在呼吁一种类型教育的教学。第一个角度是职业性质，第二个角度是人的智力结构差异都在呼吁与学科教育不同的课程模式。

再次，知识导向与行为导向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模式。这两种课程模式中，知识导向课程模式大家很熟悉，我们好多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是在这样的课程模式下长大的。知识导向的课程模式就是学科类型，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单向的，以教师为主，老师逻辑讲授，学生逻辑思维。功能特点主要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形式特点是“讲中教、听中学”。行为导向有什么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是在实验室、实习实训场地、工厂与车间。背景不一样是事、任务、项目。教育过程是学生为主，学生通过做任务、做项目去完成一个教学指标，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演示、传授、指导，学生通过观察、模仿、练习、提高。这是一个双向的。功能主要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形式特点是“做中教、做中学”。所以行为导向的课程容易被我们职业教育接受，第一它和我们的培养目标一致，我们培养目标是技术型人才，这类人才在工作岗位上主要是解决做什么，和我们课程特点一致。第二这类课程是以学生动手为主，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实际东西，和生源的实际情况一致。针对职教生源现状，入学分数偏低，这样的学生你讲“因为所以”他接受不了。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认为行为导向模式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主流。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叫行为导向，我们叫“做中学、做中教”，用他的行为特点形成我们的课程模式。行为课程模式的必要条件一是硬件要求比较高，目前我国所有的职业学校一下子都干这个事有难度，有实训场所和耗材的问题，学校所有课程如果都产生耗材，那么经费从何处来。行为导向课程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小班教学，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外的职业教育在实习实训课上没有大班，一般不超过25人，并不是说国外校长傻，人少肯定花钱多，原因很简单，它是规律，技能的掌握有一个环节不可规避就是“一对一”，任何一个技能都要手把手，一个学生2分钟，10个学生就是20分钟，怎么可能实习实训是大班制呢，这也制约了很多学校，因为好多学校目前还没有能力搞小班化教学。第三，行为课程必须双师型师资，项目教学比如说车一个杆，这里面包括数学问题、材料问题，包括工艺问题，还包括制图问题，还包括动手能力。双师型师资还得能够多门课程都精通，对老师的要求相当高。所以这一点来说是很大的问题。

最核心的是这一点，行为导向是行为，但是很多行为是需要知识的，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这个层面，我国多数学校是技术教育，不完全是技能教育。技术教育大量建立在知识基础上。高职高专的技术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有理由认为行为导向和学科导向的在课程比例上，随着岗位的差异，可能各类课程比例需求不一样。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学术型人才也不见得完全是学科，也得有行为教育。

另外，“做中学、做中教”是“教”、“学”、“做”并重的混合式学习课程。

两种课程模式都可用“做中学、做中教”。一种课程模式，项目教学，现在高职高专在这方面推动的比中职多，原因是中职条件相对要差些，但项目教学只是课程模式中的一种，并不代表全部。传统的“基础平台+专门化方向”的模式仍然非常有效，不要轻易的抛弃。所谓的“基础平台+专门化方向”，课程还是课程，比如说工科类的制图、材料、工程力学这样的课程再加技能。现在说的项目教学把这个打乱了。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点，项目教学有一个缺点是硬件条件，还有一个缺点是对就业形势的适应度不高。“技术平台+专门化方向”，这种通用课程核心竞争力是通用能力培养，宽基础的培养，是岗位群的培养，可能更适合不充分就业形势的适应。是不是基础平台加专门化方向就不能动了，当然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比如说《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这是通用的专业基础课。比如拿二极管单向导电性来讲。第一步，通过实例引入生活和工作中的二极管应用，给学生感应知识。第二步，没有说讲多数载流子、少数载流子。直接让学生一个半波整流电路，示波器让波形，通过输入输出波形的比较来看二极管的半波。这种课程，这种教学对教师又有要求了，能不能每个学生都能试。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也有办法。老师可以制作一个课件来演示。（PPT演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东西，替代刚才的每个人一个实验台。所以说对原有的课程模式做一些做中学、做中教的改革，仍然是可以的。中国学校多，一种课程模式解决不了问题，各类学校都是有差异的。

“做中教、做中学”不是教学改革的全部。“做中学、做中教”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不是全部。职业教育不能没有文化，职业教育不能没有传承。最近鲁昕部长在高教社出版的几本素质教材上有批示，他这样说“要按全面培养、系统培养的理念安排好教学”。这次课程改革是全面的，“做中学、做中教”是职业院校改革的重点，特别是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是不可替代的，职业教育有个性需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中的重要的是岗位能力，这是三个层次，岗位能力替代不了职业能力，是职业能力的重要部分，职业能力培养替代不了素质教育的部分。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王军伟专家2016年对加工业企业的人才需求进行了调研，他把职业能力分解成若干个要素，其中有团队合作精神、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胜任目前工作能力、相关专业知识、工作效率、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态度等。让六家企业评分，看看哪个要素企业家认为最重要。结果表明，曾经认为岗位能力可能是企业家要求最高的。最后调研结果不是这样的。团队合作精神、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企业家们排在了前面。起初想企业家们未必社会责任感有多高，就为企业创造利润而言也应该把这两个放在前面。为什么呢？大家也许会有这样的体会，院校教师最起码是本科生，有的还是研究生、博士生。但是一个新教师、一个老教师在岗位能力上会有十年八年的差异吗。可能会有。十年以后，后二十年的表现，可能学校更看重他是否敬业，是否热爱学生。企业更是如此，像中职教育那种操作型的岗位，像富士康，某个岗位上，360天，8个小时连续工作，新员工和老员工在岗位能力上顶多三个月当中有差异，后六个月为企业创造效益靠态度、靠敬业、上下团结的沟通。企业家把做人做事职业道德放在前面，然后是岗位技能技术，然后才是创新能力，这是企业家的要求。这次课程改革对德育的培养，对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仍然是重点。这是 “做中学、做中教”课程模式推广中的一个认识。